骆明凤

每年到了腊月二十，母亲便开始念叨那句老话：“腊月不扫尘，来年招瘟神。”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命令，让整个家的所有成员都自觉地跟着运转起来。而我，大抵从有记忆起，便是这“扫尘”大军里那个最积极、最沉浸其中的小兵。

记得每一年的“忙年”是从一个微寒的清晨开始的。母亲将一把新扎的竹枝长帚郑重地交到我手里，指着堂屋高高的屋顶横梁与墙角：“喏！你的‘战场’在那儿。”我仰头望去，阳光从明瓦斜射进来，能清楚地看见一道道悬垂的、灰蒙蒙的“扬尘”，像是岁月一层层褪下的、轻盈而固执的皮。

搬来高凳，我小心地站上去，举起长帚。第一下扫过，力道没控制好，“哗”的一声，一团巨大的、灰黑的尘网便兜头罩下，伴随着一股陈旧的、混合着土腥与淡淡霉味的气息。我慌忙闭眼扭头，还是呛得咳嗽起来。母亲在下面笑：“慢些，慢些。”她赶紧拿来斗笠让我带上，我定了定神，再抬手，好像轻松了许多。竹梢划过的地方，尘缕纷纷扬扬地坠落，在光柱里翻滚、舞蹈，像一场寂静而华丽的微型雪崩。每一帚下去，那被覆盖的、被遗忘的底色，一点点重现于世。扫尘，原来是一场温柔的剥落。

母亲和弟弟们则负责擦洗。那是水的战役，厨房的瓶瓶罐罐、碗碟杯盘，平日用着不觉得，此刻全搬出来，竟能摆满整个院子。烧上几大锅热水，兑了碱、浸泡。母亲那双被水泡得发白起皱的手，拿起丝瓜络，在一只青花大碗的内壁熟练地打着圈。油垢顽固，她便敷上一点温热的炉灰，细细地磨。那“沙沙”的声音，单调却有种奇异的魔力。碗碟在他们手里重生，露出瓷器冰清玉洁的胎骨，迎着光，能照见模糊的人影。我也被分派了一盆铜器——香炉、烛台、一把老式的汤婆子。它们浑身是暗沉的绿锈与斑驳的油污，我用布蘸了盐和醋，耐心地擦拭。起初是浑浊的污渍，渐渐的手下一角露出了隐隐的、沉潜的光。我加了把劲，那光便如破晓般扩散开来，终于，一整只黄灿灿的、光可鉴人的铜香炉托在掌心，沉甸甸的，映着我讶异而欣喜的脸。原来，最黯淡的旧物，内里竟藏着太阳的碎片。

忙到傍晚，最喧腾也最富仪式感的一项来了：洗门帘、被褥。井水太凉，母亲烧上满满一锅水，撤下各屋的门帘——那还是深秋挂上的蓝色印花土布帘子，已染了薄灰。投入滚烫的水中，用木棍反复搅动、捶打。热气蒸腾起来，混着肥皂碱水的气味，将每个人都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温暖里，我配合母亲拧绞一床刚洗好的大被单，反向用力，“哗啦啦”的水流像小河般淌下。然后，将它们展开，高高的、用力地甩上早就绷好的麻绳。湿重的布匹“啪”的一声在空中抖开，带着清冽的水汽，在暮色里挂起一道道七彩的、湿润的旗幡。风过处，它们鼓荡如帆，仿佛这安静的家宅，顷刻就要驶向一个洁净崭新的彼岸。

当一切大致停当，已是腊月二十九的夜晚。母亲端来一碗刚熬好的米浆，准备贴新年的对联，那米浆的甜暖气味袅袅升起，我忽然明白了，这几日近乎筋疲力尽的“忙”，与其说是在清扫污垢，不如说是在完成一场隆重而必需的“清空”。清空一年的积尘、疲惫乃至晦气。

年关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快，新的桃符贴上，第一声爆竹炸响，热腾腾的年夜饭上桌，守岁时那渐渐弥漫的、慵懒的温情，都将化作迎新的喜悦，映着新岁到来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