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芳

每当我翻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看着照片里父亲清瘦却挺拔的身影，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回过去。那些与父亲共度的时光，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每一个片段都浸透着深沉的父爱，也缠绕着无尽的思念。

1925年，父亲出生在南安溪美镇莲塘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辈分属“忠”字辈，父母盼他一生安稳，故取名忠妥。8岁那年，祖父猝然离世，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只留下裹着小脚的祖母，艰难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全靠三叔公伸手帮衬，这个家才得以维系。父亲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三个半大的孩子，成了三叔公肩头额外的重担。

日子过得紧巴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便如此，到父亲13岁时，三叔公还是咬着牙送他去读小学。父亲懂事，深知机会难得，学习格外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初中要去更远的溪美镇就读，上学路上，他总挑着一担柴火，走5公里路到镇上，换些零钱补贴家用。后来，他考上南安师范学校，又考入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最终捧着本科毕业证书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这不仅给这个苦难的家带来了曙光，也没辜负那些苦熬的日子。

我记事时，父亲在南安三中教语文，母亲在英都中心小学教同一科目，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是父母的学生。童年的记忆里，总带着英都镇的烟火气。父亲会趴在地上给我和弟弟当马骑，我们骑在他背上，兴奋地吆喝着，小手拍得他后背“咚咚”响，满屋子的笑声好像能冲破屋顶，惊飞檐下的燕子。那时的他，在我眼里就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宽厚温暖的背，是我最踏实的依靠。

作为语文老师，父亲酷爱国学。他常在家里摇头晃脑地吟诵古诗，用闽南语跟着韵律唱和，那独特的腔调像首悠扬的歌。那时的我们虽不懂古诗的深意，却总被他眼里的光吸引。他的讲义，我们也常翻着看。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国学的种子在我们心里悄悄发了芽。

父亲性子敦厚，对母亲更是体贴入微。母亲从我记事起就体弱多病，总住院。他听说猪腰炖中药能提高免疫力，花生衣能生白细胞，便常去英都街市细细挑选。每五天一次的“圩日”，天还没亮他就起身，摸黑赶到集市，在熙攘人群里把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一一买齐。提着沉甸甸的篮子回家时，晨光刚爬上他的肩头，晨曦里被拉长的身影，透着说不尽的温暖与力量。

在教育上，父亲是出了名的严格。1974年，父母调到莲塘的学校，父亲任附中校长，我们也随迁回了老家。那时哥哥姐姐正赶上“上山下乡”，先后回乡插队。“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喧嚣尘上，父亲却在全校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啥时候都金贵。”他不光对学生这么说，也常把我们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讲做人的本分，尤其对我和姐姐强调：“女孩子要自爱，别人给的东西不能要。”他讲的那些因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真事，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时刻提醒着我守住内心的底线。

恢复高考后，我们兄弟姐妹先后考上了大中专。父亲在学生大会上鼓励孩子时，总会提起：“我那四个子女，一年一个，接连考上了学。”语气里满是骄傲，对眼前学子的期盼像望着自家田里茁壮成长的禾苗。如今，我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也都学业有成，在各自岗位上小有成就，可惜父亲没能亲眼看到。

然而，命运偏要再次露出狰狞。1981年11月，父亲突然瘦下去，母亲急着要带他去看病，他却坚持要等学期结束。我知道，他是担心接手的代课老师不熟悉班级情况，生怕衔接不好，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一个月后，他去泉州第一医院全面检查时，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在漳平工作的哥哥连夜请假回来，遵医嘱安排手术；刚新婚不久的姐姐怀着孕，行动不便。父亲怕耽误我们学业，硬不让在外地读大学的我和弟弟知道！可最痛心的是，手术后一年多，病情还是复发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父亲把我们叫到床前，断续嘱咐道：“人生都要走这一步。以后你们要好好生活，本本分分做人。”“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常回家看看。”“老祖厝那间‘下照’房不能卖掉，那是祖辈留给我们的念想……”说完，眼泪顺着他瘦削的脸颊缓缓滑落。我们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花，哽咽着说：“爸爸您放心，我们会的……”转身出门，便相拥着哭成了泪人。198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最亲爱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他58岁。

四十三年过去，父亲的样子仍清晰如昨：挑柴时微驼的背，当马时宽厚的肩，教我们读诗时认真的眼。他的温和与严厉，坚守与疼爱，早已化作我们生命里的养分，滋养着我们成长。无论走多远，我们都记得该如何做人、如何生活。这大概就是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不是别的，是好好活着的勇气与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