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高考最后一科，我在看台上站了很久。操场空了，桌椅摆得整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突然觉得该去什么地方。不是那种计划了很久的毕业旅行，就是单纯地想走。

我在妈妈的生鲜超市打了二十天工，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码菜，手指被冷库的白菜冻得通红。最后一笔工资到账的时候，手机屏幕里的两千四百元，带着一股冷库的味道。

我把第一站选在了大理。去之前，把五件换洗的衣服、两条旧牛仔裤、洗漱包全部塞进一个快递袋，叫了快递寄到订好的青旅。出发那天，我只背了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充电宝、速干毛巾、指甲钳。高铁上，旁边的大姐托着硕大的行李箱举不上置物架，我帮她托了一把。她感激地看着我这个空着手的年轻人问：“你东西呢？”我说：“在路上。”

换酒店那天，我打开行李箱，把那条穿了三天、沾了泥点的牛仔裤，还有两件被汗浸透的T恤塞进快递袋寄回家。行李箱轻了三分之一，拉链拉上的时候，我甚至能听见拉链头碰到箱壁的回声。

第三天的太阳很毒，我从古城北门出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辆电动车侧翻在地上，一个老太太被车把卡住，半躺在柏油路面上。旁边几个人想帮忙又不敢动，怕伤着她。正在犹豫的工夫，对面羊肉粉店的门帘被掀开，两个人走出来。他们穿着体能训练服，没戴帽子，脖子上挂着毛巾。

矮一点的那个蹲下去托住老太太后背，另一个弯腰把电动车扶正。两个人，四只手。动作很稳，配合得像是排练过。老太太被扶到路边坐下，膝盖蹭破了皮，血珠渗出来。矮个子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递过去，蹲下来卷起她的裤腿看了看伤口，回头跟同伴说了一句。同伴转身回羊肉粉店，出来时拿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冲洗伤口。整个过程很快，快到我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机。旁边一个卖冰粉的大姐用小铲子刮着冰，头也没抬地说：“那两个兵是旁边营区的，经常来这家吃粉。”

那天晚上回到青旅，我在上铺躺着，风扇“吱吱”地转。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个兵蹲下去的动作——快、利落，好像帮人是他肌肉记忆的一部分。我打开手机，翻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页面，空白表格躺在屏幕上。之前填的都是人工智能类的学校，我妈说好找工作，我把它们全删了。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我妈正在超市理货。她接完电话在冷柜前面站了一会儿，旁边理货的阿姨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儿子报了个军校。”

火车上大姐给的橘子，皮我夹在那本小说《亮剑》里。时间久了变成一片干硬的褐色薄片，每次翻到那页都会掉下来。我小心地把它夹回去，捏在指尖的时候能听见脆裂的声响。很轻，像什么东西正在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