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耀

清晨六点，天光未醒，生物钟却如一道精准的晨读铃，将我从浅梦中轻轻拉起。镜中那早生的华发，又一次无声地提醒我：这方寸讲台，我已走过二十四年。粉笔灰在晨光中无声纷扬，落在我的眉间、发梢，渐渐沉淀为皱纹与风霜——那是属于教书人独有的生命年轮。

我们教师，大抵都是语言的囚徒，亦是心语的守望者。在那四十五分钟的方舟里，我总是试图将一生所学、所信、所爱，酿成春风、化作细雨。可每当教室门合上，那些未说尽的叮咛、未曾抵达的期望，仍像暗涌的江水，一次次漫过日常的堤岸。许多个夜晚，我立于儿子的书房门外，看他的台灯亮至深夜。话每每涌至嘴边，却总被他轻声打断：“爸，别说了，我知道。”那一瞬间，我仿佛在他倔强的眉眼中，看见了二十年前初次登上讲台、意气风发的自己——原来有些路，终须独自走过；有些话，沉默反而更深。

时光被教室的窗棂一格一格地分割。我们在这看似循环的独白中老去，却又在年轻的眼睛里一次次重新年轻。某次整理旧物，我翻出刚毕业时的备课本。纸张泛黄，墨迹微晕，可那一行行红笔批注仍清晰如昨“此处需强调”“这里再引申”“多举一例，学生会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二十四年，不过是将几句最滚烫的嘱咐，以最耐心的方式，一遍遍刻进年轻的心田。

有人说，教师大抵共享着同一种失眠。清晨的闹钟尚未响起，意识却已自动校准至“课前模式”；夜深人静时，某个学生课堂上恍惚的眼神、某句欲言又止的提问，会忽然跃入脑海，再难拂去。这种近乎本能的牵挂，如一根始终绷紧的弦，总在寂静时分微微震颤，发出只有我们自己听得见的回音。

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教师节上午，分管领导推门听课的瞬间。我手中的粉笔“啪”地断落，在黑板上磕出一个仓促的白点，脊背霎时沁出薄汗。直到目光与后排一名学生相遇，他眼中闪过豁然开朗的光亮，我的心才终于落回原处。后来我才懂得，那一瞬的紧张，并非恐惧评判，而是源于我们最深处的执念：总想将每一堂课，都打磨成无瑕的玉；总盼每一次开口，都不辜负任何一个凝神倾听的少年。

教师的病，是长进身体里的年轮。那日清晨，同事老李扶着腰一步步挪进办公室，苦笑说昨夜批改试卷至凌晨三点：“如今连弯腰系鞋带，都成了哲学问题。”我默默打开抽屉，里面常年备着咽喉含片与薄荷糖，手机收藏夹里藏着颈椎牵引器的购买链接——这些，何尝不是我们的“职业勋章”？

还有一些磨损，是看不见的。去年的体检报告上，“焦虑状态”四个字让我在心理咨询室门口徘徊良久。可最终，我还是转身走向教室。那个背影或许恰恰印证了那句略显悲壮的比喻：“教师，是把脊梁弯成弓的人，宁愿被岁月的弦勒出伤痕，也要将年轻的生命送往更远、更高的天空。”

暮色中的校园渐渐沉寂，我习惯性驻足在空荡荡的教室。夕阳把讲台镀成金色，粉尘在光柱里缓缓沉降。二十四载春秋，我们就这样在语言的潮汐中老去，将青春熬成墨香，把岁月谱成教案。当粉笔灰染白双鬓，当教案本爬满皱纹，忽然懂得，教师的年轮不在树桩，而在无数年轻眼眸里流转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