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林

    凡为文者必有文体。文体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反映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文体是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文体之事关乎大矣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受众的多寡与传承的长短。

    在当代，历史散文成为广受欢迎的文体，尤其是受到地方文史专家的欢迎。我的书架上就有好几部以这样的文体写就的作品，而《驰笔山头城——顺道楼文史笔耕录》无疑是其中较为厚重的一部佳作，作者洪顺兴，是中国侨史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协会员、泉州侨史学会副秘书长、南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南安市政协文史委委员。更重要的是，洪顺兴是诗山人，对诗山抱有浓厚的感情，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虽非生于斯但却长于斯业于斯，诗山是永远而唯一的故乡。因为这层缘故，作者写诗山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作者来写诗山的地方文史自然是十分适宜的。洪顺兴学识渊博，尤其对于地方史、华侨史具有深厚的造诣；洪顺兴又是归侨作家，文采斐然，著述丰赡，洵为南安文史圈一干将矣。

    诗山位于南安市西北部，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这里是“开八闽文教之先”欧阳詹的发祥之地，是闽王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关键之地，是理学巨擘朱熹的过化之地，是成千上万华人华侨的原乡。这里有悠久的儒学文化，浓厚的理学文化，感人的红色文化，奋进的华侨文化，富丽的文化遗迹，独特的民俗文化等。这一切都为地方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洪顺兴立足于此，用富有感情的语调和优美流畅的笔触，立体地展现诗山的历史文化，写就了这部煌煌30余万字的《驰笔山头城》。通读之下，我认为这部书有三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历史写作的修辞问题。历史的表述方式有很多种，而作者选取的是历史散文的方式。历史散文不同于历史学学术著作，也不同于脱离了时空背景的文学创作，而是能够兼顾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优势，既能让读者了解过去，又能够让人领略文学的美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历史散文的写作很不容易，既需要作者深厚的地方历史的积累，又需要文学修辞上的造诣，《驰笔山头城》就兼具文史之长。在修辞方面，洪顺兴的文采颇足称道。其用典恰到好处，其述人极尽传神之妙，读来仿佛传主如在眼前；其记事则极尽细节之幽微，读来如小说般引人入胜；其状景则极尽文辞之富丽，读来仿佛诗山乃是一幅画卷在眼底徐徐展开；其状物则极尽描摹之细致，读来诗山旧物栩栩如生。平实近人的写作是较能为非专业的读者接受的，而这样的写作对于地方历史的呈现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地方历史的主要读者群和主要了解对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大多数人并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那么这种较为通俗的历史写作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地方文史的写作对作者而言不啻是巨大的挑战。在兴趣与热情的支撑下，作者最终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一方面焚膏继晷，恶补古文；一方面探颐索隐，左右采获。历史的写作不同于纯文学的写作，历史写作首先需要掌握大量历史资料。作者在这方面是花了功夫的，例如为了写好《理论家洪禹及家世传略》，作者大大小小采访了洪禹之侄10余次之多，获见了传主的大量极其珍贵难得的信件、作品、照片等，原稿修改10余次，不断增删，反复润色，最终写就了长达2万余字的宏文。又如《通才型民国名贤陈世杰》的写作，作者曾与传主之孙陈景平冒着炎炎烈日进行田野调查，几历寒暑方完成2万多字的文稿。凡做过田野调查者，皆知田野考察之不易，然而洪顺兴退休后仍有如此热情，其好学钻研之心，足堪后学效法。

    如何表现历史主体和历史细节是历史书写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今历史学界盛行社会科学化的风潮，所谓“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简单的理解即是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来表现历史，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是高度抽象化的，其弊端是较不易看见鲜活的历史主体。而《驰笔山头城》展示了中国历史写作的优良传统，即个体化的历史叙事始终是展现历史不可或缺的手段。洪顺兴笔下，诗山的人物不是抽象的历史主体，而是各具个性的历史行动者，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个性和遭际等；诗山的景物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静态，而是各具特色的景致。通过作者非模式化的处理，面积并不很大的山头城便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广大精微世界，立体地展现了一个闽南古山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