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

    暑期一到，朋友圈各种出游图片，小视频总有刷屏之势。旅行，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人热衷旅行，而在交通极其不便的过去，中国的文人墨客对旅行的热爱并不亚于现代人。

    年轻时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20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一路游历留下多少流传千古的诗篇。

    杜甫一生三次漫游，第一次出游吴越，留下了《壮游》诗篇；第二次是齐赵，诗人登上泰山写下了千古名篇《望岳》，此时的诗人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当年诗人豪气干云天的豪迈情怀。第三次是梁宋，《赠李白》诗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诗人自己准备学习李白“偕隐之志”，准备到梁宋游览。

    文人出游，要么纯粹是喜山乐水，要么是快意人生，要么是避世退隐，前者如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一生就在诗酒游中快意恩仇。后者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中意，欲辩已忘言”，如此悠闲自得的生活，怕是神仙也不换。

    而诸子百家，如孔子周游列国进行讲学则是更大意义上的出游，不仅在于游览山川名胜，更在知识礼义的传播。其在《论语》中写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讲的是春游，意思是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人，带上六七个童子，在沂水边沐浴，在高坡上吹风跳舞，一路唱着歌而回。

    当然还有许多出游名篇，却是作者在被贬不如意的情况之下所作。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其在参加政治革新失败之后被贬于永州当司马期间所写。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也是因“乌台诗”案而被贬于黄州时所写。

    只是，虽然境遇相似，但感受却不尽相同。在《小石潭记》中，因环境的凄清，柳宗元想到自己的不平遭遇，顿时觉得“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苏轼虽被贬，但因作者旷达的胸怀还有好友张怀民的相伴，所以眼前所见的净是美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如水澄澈的月色，带给作者的是淡淡的欢喜。

    当我们在为古人不平待遇扼腕叹息的时候，却也发现，如果没这样的际遇，那么我们文学长河里，就少了多少辉煌灿烂的宦游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