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汉城

    与永建兄相识，完全是场意外。我博士毕业，兜兜转转，终于进了新单位，很快就作为跟班老师，带领学员下乡锻炼。永建兄与我同车同排就座，但是先前我们并不认识，只是讶异于他的气质，他在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光芒。

    出差最适宜人的相处。闲谈中，我渐渐地知晓他的性情、气度、才华、视野，聊天也就百无禁忌了，文学艺术、经济社会，乃至时议风评，都不在话下。这是我入职以来最有意义的一次聊天，而对谈者却是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大哥。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所言非虚，人与人之间的相得，不在于身份、地位等外在的物质性属性，而在于指引内心的智慧光芒，及其映照下的温情。

    回到学校，各司其职，除了在食堂的几次偶遇外，就难得见到他了。直到年底，得赠他的《自选集》，细细读来，才知他的才情，渊源有自，厚积有时。

    永建兄的祖父即非凡品，他一生恪守信仰，早年学通中西，后以悬壶济世为志业，恂恂如长者也。永建兄长于其侧，得其家风，垂髫之年，爷爷即教其习文认字；年岁稍长，又课以临帖写作。（《爷爷》）他很早就养成了严谨勤奋的工作习惯，后来在艺术领域的博学和高产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艺术创作不是生产活动，数量本身也不具有区分度。著作等身有时候未必是褒义词。永建兄的文集令人激赏，并不在于其篇幅的短长，而在于其纸背透出的对生命展开的达观，对芸芸众生的怜悯，对独立精神的坚守。

    永建兄是热爱生命的，他的文章总是充满着烟火味。蒲城后街的生活，凌晨3点就开始，猪的惨叫声、鸡的打鸣声、市场的叫卖声，前后相继，此起彼伏；走在后街上，头顶上飘着的是晾晒的衣裤和尿布，映入眼帘的是熏黑的门框，模糊的玻璃。这样的生活其实是艰辛的，然而在他的笔下，却是“风韵撩人”，令人眷念（《后街》）。他对食物有着不一般的情感。在他笔下，后街的烧饼、家乡的烧青豆、苦槠豆腐，豆腐酿粉，是那么的余香撩人，令人嘴馋。这是他苦中作乐的生活记忆，是“淡淡苦味”与“浓浓香味”的融合（《豆》《百姓美食》）。及其行诸高地，事业有成，他亦不改对美食的偏好，每每与同事弟兄相聚，饮酒品茗，各言块垒，共抒豪情，魏晋分流跃然纸上，所谓“豪情千盅酒，诗情一瓦缶，衔殇叹盏微，九天斟北斗”。（《饮酒》）。正是对生活总是葆有激情，他才能一路向上，向好的方向行走，从小镇青年，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领导干部。

    人生的目标必须向上以成其高，但是人的情怀却必须向下以成其大。永建兄见贤思齐，心中总是家国为念，社稷在心，跬步为功。在他笔下，《朱熹》是反腐的楷模；章惇是改革的先锋；真德秀是务实正派的能吏；练寯是为民请命的芝城之母。正是这份源自内心的阔大情怀，推动着永建兄事业的发展，职位的升迁。他刚进浦城公安机关，就被抽去编撰《浦城公安志》；调到县委组织部，他又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县（市）科级领导职务职位说明大全》；擢升到省委组织部，担任武夷山干部培训中心领导，又创建了“青竹碑林”；担任平潭综合实验区挂职干部领队，主动请缨，带领大家完成《平潭实验》这一省级重大智库课题，培训本地干部。

    他对事功的执着，并不在于名与利，而是源于对苍生的怜悯，和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他在华山看到的不是山石的险峻，而是挑工的艰辛（《华山偶遇》）；在游方岩，想到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胡公（《登方岩小记》）；在承德山庄，叹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走进承德避暑山庄》），在莫高窟，感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莫高窟之殇》），在三坊七巷，他忧心于城市历史记忆的断裂（《福州的三坊七巷》）。正是这份赤子情怀，催促着他一路前行，扎实做事，不计所得。

    永建兄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务实，也在于他的超脱。他是一颗有灵魂的螺丝钉，是一个带着光芒的人，不仅仅是埋头做事的敬业者，也是仰望星空的追寻者。他自叙其生命观经历了从“路索”到“三闲”的转换，从勇于追求的执着，走向勇于超越的境界（《从路索斋到三闲堂》）。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身份转换，不如说是他精神生活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年少时多了些屈子的执着，年长的时候注入更多东坡的超脱罢了。少年的永建，白天在体校不折不扣地完成高强度训练；晚上却以“独立思考”为座右铭，伏案读书写作。正是因由这份反思的自觉，让他看到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世界。他常自谦是爱管闲事的人，然而这世上本无闲事，所谓的闲事不过是溢出认知框架和制度框架的要事；而能看到并愿意竭其所能推动闲事的人，往往是时代的先觉者。这样的灵魂往往因另类而孤独。我不敢妄自揣度永建兄的心境，但在拜读他对李贽和柳永的叙述后，心中亦戚戚然，扼腕于高洁灵魂的清冷。他是拥抱孤独的人，而且是充满激情的拥抱，在他看来“孤独更能激发人的心灵，使人更加坚强”。“孤独表面冷漠内心热情，孤独是了不起的隐士，孤独是照耀你真实面目的镜子。”（《孤独》）我不知道这份心得，是否收获于他年少时候的射击训练。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必须是心无旁骛的孤独，但是这份孤独爆发出来的却是火的穿透力。

    永建兄自觉拒绝无意义的社交，在孤独中蓄势他的洞察力。他说：“灵魂由自己做主，能把地狱变成天堂，或把天堂变成地狱。拯救自己还是毁灭自己，是每个人面临的选择。”（《毁灭与拯救》）。他自觉去涵育独立的人格，立志做“社会的良心和先觉者”（《思想》《天才》）；推崇人的尊严，并将其与国运相关联（《尊严》）；寻觅生命的自在（《自由》《时间》），立志像徐霞客和李时珍一样，成为世界公民，其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地一家一族，而在于精神的不朽。

    意义世界的扩大，让永建兄的心境变得平和。这在宗教文化中得到印证。他说：“禅宗，就是入世后的出世，拥有后的放弃，是安静，是空灵，是淡泊。”（《禅宗》）。我们看到一个洒脱的永建，一个“漫卷诗书遇圣贤。桃源境，不似在人间”的居士，一个叙说着“千古风雨一场梦，万载荣枯转头空，横舟山水当长笑，纵情天地作闲翁”的老者。当外在的名利被超越，人们便回归内心，回到相濡以沫的爱的世界。他一直践行着爷爷的教导“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一直在默默地资助孤儿学子，为他们生命的展开，努力提供长者的关怀。博爱也就成为他人生的自觉，如其所言“心中有爱，即是天堂；心中有恨，即是地狱”。（《善行即天堂》）。

    或许，这就是永建兄对不朽的阐释。它是一份造福于苍生的善行，源于悲天悯人的情怀，化诸于对独立人格的尊重，行动于对生命展开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