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贵灵通讯员洪锦文

    “两年多，我跑了好多路程，如今终于拿到血汗钱了，谢谢你们！”7日，在湖北的农民工鲜先生拿到了在南安打工时老板拖欠的7000元工钱，特意打电话到南安美林司法所联调分中心向调解员致谢。

    2018年，鲜先生受老板黄某指派，在南安美林街道李西村一家物流公司做工，和黄某口头约定每月6000元工资。同年9月，鲜先生完成任务离开物流公司回湖北，要结清黄某拖欠的合计14300元工资。黄某以公司经济困难为由只支付了2800元现金，其余工资款则打了欠条。

    此后，黄某长期在广东，鲜先生的儿子鲜某峰多次向黄某讨要，向各有关部门求助，黄某推推拖拖，最后同意以8000元结清，没想到一星期后，黄某还是赖账了。

    2021年3月31日，鲜某峰一纸投诉信寄到了泉州市市长信箱，案件根据属地原则，流转至美林司法所联调分中心。接案后，美林司法所联调分中心高度重视，立即介入。

    因双方都在省外，这次调解，相当于一次跨省的“背靠背”调解，调解员见不到当事人，只能凭经验通过电话进行调解。

    调解员联系鲜某峰了解具体情况和诉求后，又对物流公司情况进行了解，得知黄某“长期不在南安，人不好说话”。但调解员没有退缩，还是拨通了黄某电话。

    “我是有欠他工钱，当时因公司经营困难拿不出钱来。去年到现在又受疫情影响，我的经济更困难了。”黄某一开始就找了拒绝支付的理由。

    调解员告知黄某，政府部门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非常重视，加上司法部门已经介入，如果鲜先生通过走法律程序起诉维权，双方不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加上事实清晰，黄某肯定要还清钱款，且对于黄某企业也会带来影响，甚至影响家人。

    黄某听了进去，但他表示，当时鲜先生住在装了空调的宿舍，花费了一定的水电费，加上每天上班时间只有2小时左右，应该再扣除一些款项，只愿意支付6000元。

    “当初约定的是月固定工资，不是计件或计时薪资，你这样做不合情理，应该给予一个合理的数值，对方才能接受。”调解员建议，工资折中至7000元，黄某同意的话就去做鲜先生工作。

    鲜先生也认识到，如果再拖下去，钱不一定要得回来，能拿回7000元就知足了。黄某答应一星期兑现承诺。

    时间很快到了最后一天，调解员再次电话黄某，“作为企业老板，说话要算话。”在调解员的努力下，当天，黄某就将钱款转给了鲜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