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明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冬天漆黑的夜晚，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跌跌撞撞地朝着一个目标走去。他的脚下，就是滔滔奔流的大河……

    2016年初夏。泉州酒店。我的年近八旬、从印尼归来的振川堂兄，向我讲述了他56年前的“三明行”。

    一

    这是我再次见到堂兄。第一次见面是十二年前，年过花甲的他陪同年近九旬的父母回国省亲。而此次，是堂兄携堂嫂再度回南安探亲。

    堂兄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我两轮。1960年夏，堂兄辍学回到中国，在泉州师范学院就读。我对堂兄并不陌生，小时候陪伴在南安乡下的祖母身边时，我不知多少次听祖母谈起堂兄回国读书的事情。她说堂兄非常“古意”（闽南语“老实”之意），暑假回来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有陌生人来了，点点头后就继续看书，也不搭讪。

    我还接收了他留下的许多衣服和写字本。我读大学时，从祖母的旧箱子中，淘到了堂兄从海外带回并留下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感到十分难得，曾带在身边研读，以后虽然反复搬家，但一直珍藏至今。堂兄在中国就学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没少吃苦头，父母听说后颇为挂心，通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他办好返回手续，堂兄乃于1962年提前中断学业回到印尼。此后，堂兄扮演了印尼族人与中国亲人联系的桥梁，许多发自印尼的中文书信全部出自他手，而当时中国的亲人接到这一封封万里之遥的来信，深有“家书抵万金”之感！

    二

    堂兄温文儒雅，酷喜读书，精通中英文和印尼文，是典型的儒商，至今仍在经营打理事业。最可称道的是，他孝心不匮，无微不至照料一对父母，二老双双过百岁，堪入选印尼的吉尼斯纪录。

    我们一见如故，彼此交流毫不费力。在欢迎堂兄的酒桌上，我竟然意外地得知堂兄到过三明，不禁激起了深入了解的兴趣，便不顾人多嘴杂，请求堂兄给我讲讲情况。

    “那是我唯一一次去三明，目的是去看你父亲瑞东叔。他从厦大助教调去三明化工厂当技术员，那时还是单身汉，而我大学放寒假，当时是第一学期，寄读在福州的师专，我先回南安乡下住了些天，听婶婆也就是你祖母经常念叨阿叔，说他单身一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也不知道能不能习惯？我就自告奋勇对婶婆说，回校前我去三明看他。就这样，我从南安坐汽车到厦门，再坐火车去三明。”

    “可能是电报没有及时转到阿叔手中，下火车时，没有看到他来接我。”堂兄暗暗叫苦，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化工厂在何处？

    天已经很晚了，那时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车站附近也没有旅馆，堂兄只能横下心去找到化工厂。俗话说，路在嘴上。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路的人，化工厂在什么地方？路人给他指了方向，堂兄提着行李就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人已经很疲乏了，肚子在咕咕叫，眼睛也在不停地打架，而且山区的冬夜冷风刺骨，真是饥寒交加，但为了找到阿叔，堂兄顽强地坚持往目标走。

    我问堂兄，对那晚走在三明还有印象吗？堂兄苦笑道，快60年了，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感到四周黑压压的荒凉，脚下是一条川流奔腾的大河。那时社会治安好，虽然只身来到陌生地方，但我对人身安全并不担心，唯一害怕的是，如果不小心跌到河里，后果不堪设想。

    我告诉堂兄，那条川流奔腾的大河就是闽江的支流——沙溪河，一直流到福州出海。

    三

    堂兄呷口茶，顿了顿说，找到阿叔真不容易，费了老大周折。起初我来到一个工厂门口，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他们盘问我后说，没有你要找的人。这让我几乎绝望。但有个细心的门卫，又详细问了我要找的地方，然后对我说，这里是化机厂，不是化工厂，一定是路人听错了！没奈何，我只得继续找。门卫很好，帮我画了去化工厂的图。就这样，我又跌跌撞撞摸索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化工厂，厂里的门卫可能认得阿叔，告诉我他住在河对岸的宿舍。我懵懵懂懂地按他说的再度出发摸索，就这样又找了一个多小时，见到阿叔时，已经是下半夜二三点了……

    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这个尘封已久的故事让我遐想不已、激动不已，沙溪河、下洋浮桥、三化六村这些熟悉的场景立时浮现我的眼前，而身边这个讲故事的人，正应了余光中的诗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望着一直远在天边、而今近在咫尺的堂兄，我情不自禁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