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斌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盛夏的一天，日头已过晌午，外婆推开家门，走到门楼路外晾晒衣服。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从洋垱方向蹒跚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他肩上扛着一捆又长又重的毛竹，看样子约二百斤。他迈着疲惫的脚步，吃力地向前挪动着。

    “阿奶，有水没？舀一碗吃。”小伙子说话的声音有点低沉。

    “有嘞，你稍等，我给汝舀去。”外婆说罢，转身回屋，用水瓢舀来一瓢水，递给他。

    小伙子顶好毛竹，嘴里喘着粗气，双手接过水瓢，“咕噜”“咕噜”地猛喝了起来。

    显然，他看起来是渴极了。

    喝完一瓢水，外婆看到他的额头上直冒豆粒般大的汗珠，脸色苍白，似乎还打了个踉跄。

    “汝……吃过饭了吗？”外婆试探性地问。

    “没……还……没有……”小伙子有气无力地回答，然后软绵绵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许是饿坏了！”外婆在心里嘀咕着，她嘱咐小伙子坐着歇一口气，然后转身去给他热饭。

    那年头，我家一年到头都吃番薯米饭，只有农忙季节，父亲的碗里才会单独留半碗白米饭。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吃的，外婆就热了一碗番薯米饭，又从饭甑里舀了一点白米饭添上，烧了一碗揉菜汤，把小伙子唤到厝里吃。

    一碗番薯米饭下肚，小伙子这才渐渐缓过劲来。小伙子是邻村修竹人，家里起厝，到粗坑村砍伐毛竹，天擦亮就出发，砍了两捆，轮流扛回家。从竹林里扛到粗坑村口路边时，已是晌午时分，一大早吃的番薯米饭，早就消化得荡然无存，此时已是饥肠膔膔。他原以为能赶在中午把两捆毛竹扛到家，因此清晨出门时没有带午饭。

    粗坑离我村有五华里路，我村距修竹五华里。十里山路全是山岭，不管是粗坑岭还是修竹岭，都又长又陡，劳作的乡民谈岭色变，苦不堪言。晌午时分，小伙子扛着毛竹爬上粗坑岭，又饥又渴，简直要丢掉他半条命。

    外婆的一瓢水、一碗番薯米饭、一碗揉菜汤，帮他捡回了半条命。

    小伙子名叫李马记。他说了一番感激的话后，肩扛毛竹，继续前行。

    一晃十多年过去。一九九○年，外婆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小伙子一家曾以亲戚之礼前来吊唁，回报外婆当年的一饭之恩。

    这一年，我读初三。对丧事中的这位“亲戚”没有任何印象。我后来几次在修竹村遇见他。彼时，他已人到中年，个子极矮，一米六顶天了，据说是年轻时起厝扛木头太辛苦压坏了身子。他，以及他的老婆，对我客客气气的，每每在路上遇到，大老远就热情地招呼，还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饭。饭倒没去吃，但茶倒是喝过几回。

    我刚开始以为是对老师的尊重，后来问了母亲，母亲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才恍然大悟。

    至今，一些亲戚都还记得这事，每每称赞他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时，又回忆了一番外婆的心地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