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春深，南安籍文化名人潘耀明回到故土，带回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今天，他在南安举办“壮游与返乡——《潘耀明散文》首发分享会”。这是潘耀明的第三十本书，也是他第一次举办新书发布。
回乡间隙，记者在潘耀明下榻的酒店见到了他。
他是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香港文化圈的宋江”“海内外华人文化交流的桥梁”。金庸与他亦师亦友，钱锺书破例接受他的采访，萧乾、艾青、俞平伯等名家均与他长期书信往来。他在推动华文文学发展上，更是不遗余力。
酒店会客厅的沙发上，他身着浅色便西，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谈吐间流露出儒雅温润的书卷气。而当他一开口，那带着闽南乡音的普通话，瞬间拉近了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随着他的讲述，一个南安少年从大山深处走向华文文学广阔舞台的足迹，渐渐清晰起来…… 本报记者 陈亮亮 李想 文/图
南安大山深处
一个追着脚踏车跑的少年
1948年，潘耀明出生在南安市乐峰镇湖内村，一个被大山环抱的小盆地。在他的记忆里，湖内村“除了山就是石头”。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邮差的那辆脚踏车。
交通不便的山村，邮差每月骑着脚踏车进村一两次，送信或汇款单。每次车铃响起，潘耀明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便追着它跑——他们连脚踏车都很少见。
1957年，潘耀明10岁，母亲带着他前往香港。初到繁华都市的日子，同样艰难。目不识丁的母亲只能在工厂里剪线头，用微薄的工资补贴家用。他们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母子二人挤在一张双人床上。潘耀明睡上铺，书桌就是一块架在床沿两头的木板。
唯一免费的精神食粮，是附近社会福利处的一间图书馆。
“巴金、钱锺书、冰心、艾青……很多文学作品我都在那里借来看。”从那时起，文学的种子便在这个南安少年心中悄然埋下。
此后的数十年，潘耀明在香港，以及美国辗转求学、工作、办报、写作，与华文文学界的大家们交往切磋，一步步成长为华文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文化推手。走得越远，见的世面越广，他心中却始终装着南安的那座大山。
“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后来倒塌了。前几年在友人和乡亲的帮助下重修，我回来的次数也更多了。”每一次回来，他都会对南安多一分了解，也多一分牵挂。
“南安的文化底蕴深厚，孔泉书院培养了不少人，这里的历史名人如郑成功、李贽，近人如潘受等，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说起家乡的文化与名人，潘耀明如数家珍。
“希望将来有机会通过我手中的社会团体、网站等资源平台来推介南安，或在家乡举办文化活动，将家乡的文化推广出去。”潘耀明说这话时，语气平静，眼神里却透着笃定。
执掌《明报月刊》
与金庸亦师亦友的情缘
数十年来，潘耀明与家乡的联系从未中断。2004年，他力促金庸来泉州，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泉州晚报》时任总编辑施能泉与潘耀明私交甚好，希望他能把金庸请来泉州。“当时我说服金庸先生，跟他讲了很多泉州的名胜古迹，后来他答应了。”2004年11月，潘耀明陪金庸来到泉州，轰动一时。金庸此行收获颇丰，尤其是晋江草庵内的摩尼光佛像，足以印证他笔下明教的真实性。“他对泉州印象非常好。”
潘耀明与金庸的渊源，远不止于一次泉州之行。
1991年的一天，泉州老乡、时任《明报》总编辑董桥给潘耀明打来电话：“查先生要见你。”董桥口中的查先生，就是金庸。
“我到他办公室，他让我坐一下，然后自己在书桌上写东西。”大约半小时后，金庸手写了一份聘书递给他。“我当时很感动，都没有细看内容就签了。”
聘书特意写明，除总编辑职务外，还要潘耀明兼任总经理。金庸知道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潘耀明后来才明白：“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
潘耀明第一天上班，就问了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办一本亏本的文化杂志？”金庸回答：“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这句话，潘耀明当时似懂非懂。直到后来《明报》上市，一次陪金庸赴广州，他才有机会真正理解这位老板的远见。金庸告诉他：“《明报》上市时，每股实质资产只有两毛钱——不过是北角那幢旧明报大厦。但一上市，股价便跃升至两块九，多了近15倍的价值。这多出来的，就是文化的价值，品牌的价值。”
“金庸先生很了不起，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无形资产，往往比有形资产更有价值。”潘耀明说，后来，《明报》成为香港极具公信力的报纸。
在潘耀明执掌《明报月刊》期间，他提出了“泛文化杂志”的定位，倡导以文化视角探讨社会现象与思潮，并重视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终于在商业洪流中冲出重围，确立了《明报月刊》独特的文化地位。
“我也一直把金庸先生‘有容乃大’的办刊理念延续下来，《明报月刊》因此成为‘群星灿烂的园地’。”金庸后来这样评价：“《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
潘耀明与金庸交往20余年。他曾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我和金庸先生是亦师亦友。他的高尚品格和文学才华，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份情谊令人动容，而他与众多文学名家的交往同样为人津津乐道。
早在进入《明报》之前，潘耀明就已与不少文学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先后出版了《当代中国作家风貌》《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等书，记录了与茅盾、巴金、老舍、冰心、艾青、萧乾、钱锺书、沈从文、俞平伯等文学大师交往的珍贵故事。他笑称自己当时是“万能胶”，虽然是“小青年”，但大家什么都愿意跟他讲。
这些跨越数十年的交往，让潘耀明成为连接几代文学人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奔走半生不辍
架起华文文学交流桥梁
“海内外华人文化交流的桥梁”——这是业界对潘耀明的又一称谓。从《明报月刊》到香港文学馆，从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到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用大半生的时间，在华人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又一座文化的桥梁。
其中最曲折的，莫过于香港文学馆的诞生。
这个文学馆的建立，历经二十载。2004年，他联同曾敏之、饶宗颐、刘以鬯、也斯等30多位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联署倡议成立香港文学馆。然而这一等，就是十多个春秋。其间，他们多方奔走呼吁。直至2024年5月27日，香港文学馆正式开幕。那天，潘耀明接受媒体采访时笑着说：“它是萌发于春天的一棵绿芽，为香港文学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潘耀明对旅游文学的推动，同样不遗余力。“旅游已是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以旅游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易为民众所接受。”他期望通过旅游文学为切口，为华文文学打开新局面。为此，他组织“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奖”评奖活动，组建“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建立“字游网”，联合海内外文学界召开研讨会——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推动华文旅游文学的发展。
此外，他还担任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等职务。每一个身份背后，都是他对华文文化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守。
即便身兼多职、社会活动繁忙，潘耀明从未放下手中的笔。
“此次出发回乡前，我也刚赶完几篇稿子。”谈及下一步的文学创作，他已有计划：“我与许多作家都有多年交往，也有不少他们的手稿和往来书信，有一部分已经整理出版在《当代中国作家风貌》《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中，还有一部分没有整理出来。”接下来，他打算将这些珍贵的资料系统整理，把史料留下来，把故事讲出来。
岁月如风，轻轻拂过，将青丝染成白发。故乡的大山依旧，就像潘耀明那份对文学的执着始终未改，那颗为文化传承奔走的心一如既往。
对话
记者：您觉得南安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对您有什么影响？
潘耀明：我觉得南安人比较刻苦耐劳，文化理念比较强。我接触的家乡人不少，感受到南安文化底蕴很深厚，并且南安人很会打拼。我本身就是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凭自己的兴趣，从底层走了出来，但我没有放弃。这也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坚持。
记者：面对当下碎片化、快餐式的阅读方式，您对文学创作爱好者有什么建议？
潘耀明：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流行文化。比如流行音乐受众很多，但古典音乐还是保留下来了，它的受众是一个特定的群体。网络很容易传递信息，网络文学一来就铺天盖地，受众很多。网络会存在，严肃文学也会存在，受众不一样。比如我们的四大名著原来都是流行文学，但流行文学的精华会留下来，会变成经典。
记者：当下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冲击，作为经历过纸媒黄金时代的老出版人，您对仍在坚守这个行业的同行有什么建议？
潘耀明：金庸当时跟我讲：“有时候人人都去做的，你最好不去做。”你要走的是与别人不同的路，这样才有特色。报刊最怕千篇一律。人有我有无不可，但竞争力大，我有别人无，才能做出特色、建立自己的风格。换言之，南安有不少人无我有的东西，要善于深挖，并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风韵和魅力，肯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