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连

    又到年底，隔三岔五都会听见烟花爆竹的声音在小城上空响起。“年底事情又要多起来了！”母亲闻声念叨着，过两日得再回一趟老家，张罗祭冬的事儿。

    每次回到老家，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灶咖，揭开盖在灶台上的油纸，洗洗刷刷。不到一个小时，落满烟尘的灶台就被擦拭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也被洗得锃亮如新。完成清洁后，她还得去柴房扛把柴火回来，才肯停下来。仿佛只有这样，灶咖才完整。

    灶咖，就是闽南人的厨房。曾经在闽南农村，两户人家联姻前要“探家风”，男方家的灶咖与藏粮的陶缸则是重点考察对象，灶咖在闽南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们家的灶咖，安设在大厝的边房里。三十平方米见方的灶咖中，有一座我出生那年就砌起来的三孔土灶，两口铁锅一大一小，用来煮饭和烧水，一口铝锅用来煮稀饭。土灶旁是一个褪色严重的木制橱柜。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个橱柜用来放置碗筷和剩菜，尽管现在已老态龙钟，却仍在坚持服役。

    橱柜旁是煤气灶，以及已经废弃的蜂窝煤灶。连同洗菜洗碗用的水槽，和一人多高的木制米仓，大致构成了灶咖的格局，也搭起了母亲忙碌大半辈子的舞台。

    自记事起，母亲就是灶咖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孩提的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那火红的灶膛和斑驳的灶台。母亲似乎大多数时间都围着锅碗瓢盆忙碌，无数个烟熏火燎的晨昏，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捂得热辣滚烫。

    一年四季，家里起得最早的就是母亲。每天天还未亮时，她就已经在灶咖忙活开了。起床后，母亲会到柴房里抱着一捧柴，用松针或者芒萁把火点着，炒菜、烧水，开始一天的劳作。每当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热气就绕着灶台，从鼎盖的缝隙中袅袅升起，烟火气就在屋子上空氤氲开来。

    九十年代的农村，虽说已解决了温饱，但物资还是严重短缺。平素里，一日三餐多是稀饭配菜头，青菜多是应季的高丽菜、芥菜。小时候，为了让我们吃饱，母亲总会在稀饭未烂熟之前用笊篱捞出，滤掉米汤变成饭，一锅稀饭就只能捞那么两碗，给最小的孩子吃。

    要吃到些油水，还得赶上过年或者佛生日时。每逢这样的节时，母亲就会在灶咖里连轴转忙个不停。

    过节先敬神，贴着红砖的灶台墙面上，灶君司命端坐着，神态慈祥。灶君司命执掌人间烟火，赶上民俗节庆，母亲自然得备上好一点食物点上香讨好一番。不管是端午节的煎嘚和粽子、冬至的糖粿，还是佛生日里敬献佛爷的荤素菜，母亲都能像变戏法儿似的在灶台上捣鼓出来。

    即便闲时素日里，母亲也从未因物资匮乏让我们吃不上饭。她和那个年代所有贤惠的闽南妇女一样，穷尽一个母亲的手艺，做出了各种锁定儿女味蕾记忆的美食，有香气扑鼻的地瓜粉团，还有嚼劲Q弹的面疙瘩，尤其是带着焦黄锅巴的咸饭，我百吃不厌。

    大概二〇〇〇年以后，土灶的地位逐渐被弱化了。煤气灶、电磁炉等现代化炊具的出现，让家家户户慢慢告别了烧柴火这种原始的炊煮方式。即便家里添置了不少新的炊具，母亲仍习惯将一些重要的“大菜”交给她最信任的土灶。

    那个时候在外求学，每每回到家中，我总会迫切地让母亲做一大锅带锅巴的闽南咸饭，或是Q弹到有些夹生的面疙瘩，以劝退肚里的馋虫。母亲也每每满足我的口腹之欲，煮咸饭就多加把柴火，做面疙瘩就在将熟未熟之前先给我盛上一碗。

    母亲仿佛和土灶有了默契，火候总会控制得刚刚好，咸饭锅巴金黄酥脆，面疙瘩咬下去还能看见夹生的内里，我总会吃到肚皮快撑破了，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碗筷。

    后来，我们这些子女成了家。母亲在父亲过世后，也搬到了县城和我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半径很少跳出农村，到县城生活自然很难适应，坐趟车都能晕得七荤八素，着实让人心疼。

    但不论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每个人迈步向前。人的一生似乎都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近七旬的母亲也是如此。在紧凑的新式厨房里，她很快就接纳了快捷便利的天然气集成灶和微波炉、电烤箱，甚至用得颇得心应手。我们的新灶咖里，烟火气又一次升腾了起来。

    前几日，我跟母亲念叨着要去省城出差，她边喝着粥边漫不经心地说：“福州我小时候去过，太远了。那时候参加全省民兵代表大会，到溪美转车，去了三天……”我听完颇感惊讶，一直都以为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可能连我们县城都没出去过，一辈子忙碌于生儿育女，耽于家庭的琐碎日常，却没想过她年轻时或许也有过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如果她那会可以上学，或许本该拥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但人生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当下就不是当下了。那个问题怎么说来着：“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厨房和爱？”是谁呢？我想，应该是每一个把一生默默献给子女的母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