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云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所在的砖窑厂倒闭了，父亲不得不回家和母亲一起务农。

    那时候分田到户还没有几年，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起早贪黑地硬是将几亩贫地整成了肥田，一家人蔬菜口粮的余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真正着急的是父亲不上班了，家里没了拿现钱补用度的地方。

    到了真要为父亲谋划找事时母亲才真正犯了难。父亲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因为读那点书，竟误了学门手艺。当时乡间最吃香的便是学做木匠和砖瓦匠了，接不完的活，工钱又高，做得好头脑活的人几年就出师自己接活了，到后来当包工头发家致富的更是大有人在。实在没手艺的就只能出力气跟个师傅后面做小工了，和泥担土抛砖，打下手做力气活挣点钱贴补家用。一开始，父亲是完全拉不下面子去做小工的。

    别看父亲平时性格憨厚面善和气，骨子里却倔强着，母亲说不动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说动了他去做生意。母亲东家借点西家借点的总算筹齐了本钱，于是跟着已经做了许多年生意的小姑父后面，做卖桂圆红枣的小生意。几次三翻下来，母亲不得不再次认命：父亲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人，每每出门，同样的本钱同样的货，小姑父赚得眉开眼笑地回来，父亲亏得愁眉苦脸回来还得赔着笑脸看着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听着母亲的抱怨和数落。

    但是，父亲有没有赚钱对于作为孩子的我们来说，并没有放在心上。父亲何时归家对我们来说才是天大的喜事。父亲是个孩子气的人，好脾气，随遇而安，对孩子慈多于严，溺多于责。在无数次生意失败后的归家里，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总是尽着所能地为我们带回一些礼物。大多是一些时令水果，也有一些极少吃到的精致小吃，或者一些女孩子们喜欢的小头饰。在通讯不发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外出的归期大多只能靠别人带口信传达，或者母亲自己推测着告诉我们。知道了父亲的大概归期，日子便有了新的期待，随时可能出现在家里的父亲是我们最大的惊喜，还有他一样一样从装行李的袋子里如变戏法般拿出来的礼物。

    后来随着多次的做生意失败，加上我们四个孩子日渐长大陆续入学，花钱的地方更是多了起来。父亲不得不接受现实，加入了民工行列，做了许多年的小工。因为所跟工地常在别的城市，父亲每年能回来的趟数并不多，除春种秋收时回来帮母亲，其他也就是春节回来了。每每回家，父亲依然坚持着一定给我们带礼物。我们围着归家的父亲，一边开心地叫着，一边小手急不可耐地翻着行李袋找礼物，边上是父亲开心的笑——这样的场景早已定格成一幅画了，一幅永不褪色的温暖的画。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终于明白，那幅画里，归家的父亲才是我们最想要的礼物啊——可是，父亲却离开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