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彬
人物 吴桂生
吴增（公元1868年—1945年），字桂生，自号养和居士，又号古丰州人，南安丰州埔头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举，光绪三十年中进士。曾任清源书院山长，内阁中书等职。在京为官目睹当时的朝政腐败，慨然辞官。辞官后从事教育逾50年，足迹遍及泉属及南洋各地，对创办新式公立中学堂卓有贡献，是近代泉州创办新式教学先驱之一。著作有《泉俗激刺篇》《蕃薯杂咏》等。
遗迹 吴桂生故居
吴桂生故居位于泉州鲤城区金鱼巷，是一座三开间三落双护厝，厝内以小巷相隔。小巷俗称“火巷”，是为了防范火灾殃及比邻而特设的。小巷比邻的两家有数个相对的小门，门上搭盖了红瓦屋顶相连。
说到番薯，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但提及番薯诗，却可能鲜有听闻。
80多年前，南安现实主义诗人吴桂生，却对这一外来物种情有独钟，4年时间连续创作番薯诗近200首，以此集结中国第一部即物寄意、以诗咏薯的专著——《蕃薯杂咏》。
通过诗歌，历历可现吴桂生爱国爱民之精神。1937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米价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过。台湾割去粟仓破，无汝人将饿死多。”彼时，泉州地区素以台湾米供应为主，台湾被日本侵占后，泉州出现粮荒。出身贫寒的吴桂生知道饥饿的可怕，在体恤穷苦民众之时，回想起40年前，泉州沿海各乡造船往返台湾运输大米的盛况，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作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吴桂生个性鲜明，借诗直抒爱国情怀、安贫乐道，独树一家诗风。尤为值得称道的，还有他对泉州新式教育的卓越贡献。
以诗寄怀
重阳过后，再游九日山，别有一番体验。前不久，这座被誉为“山中无石不刻字”的历史名山，又多了一张新名片。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这个“泉州：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九日山祈风石刻。
仰望山中石刻，思绪仿佛飘回了1934年。那一年重阳节刚过5天，九日山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20多位泉州诗人组团来访，留下了不少诗词作品。次年重阳节，众人意犹未尽，再次登高凭吊。
在丰州出生的吴桂生自然不会缺席，他在诗中写道：“昔年此地他乡去，今日来游九日山。九日山头作重九，一尊菊酒笑开颜。”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在另一首诗中却说：“满目河山景不殊，辟灾且复佩茱萸。凭君莫洒新亭泪，沧海桑田何代无。”时逢乱世，满目疮痍，吴桂生百感交集。
1934年、1935年，彼时中日民族矛盾持续激化，局部战争陆续出现，烽火在国内逐步蔓延。爱国华侨黄紫霞希望组织温陵弢社诗人登临九日山，唤起大家爱国爱乡之情，共同抵御外敌，振兴中华。
温陵弢社是1933年8月，由苏大山等人倡建，意在复兴诗坛，振声泉南。此倡议立即赢得两位进士吴桂生、林骚的响应，继而曾遒等人纷纷赞同，弢社由是逐渐壮大。
善写诗的吴桂生，以诗歌抒发其热爱祖国、关切民众之情，在泉州极负名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桂生极力为抗敌奔走，并写了《抗敌歌》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对妇女，他写道：“抗敌不必尽男儿，妇女抗敌古有之”，“事迹垂青史，声名远过奇男子”；对老年人，他写道：“老年无不爱子孙，国亡不若犬与豚”，“抗敌不必尽少年，老人抗战也宜然”。1945年，英美出兵太平洋，收复南洋群岛，他挥笔作诗：“比闻大复仇，西邻奋挞伐。指日复台澎，破竹势莫歇。复我旧山河，胸怀一开豁！”
作为一名书生，吴桂生以笔为枪，以诗寄怀，成为近代名副其实的“爱国诗人”。
最后进士
站在九日山极目远眺，晋江流水蜿蜒荡漾，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吴桂生的家乡丰州埔头村，就在晋江上游双溪口附近。
双溪口，东溪、西溪交汇处，两条支流在此汇合流入晋江干流。沿着溪岸前行，穿过丛丛芭蕉林，在一块巨石前，随行的南安文史爱好者王赞成停了下来，他指着崖壁上刻的3个大字说：“这便是吴桂生小时候的读书处——纳凉处。”
这里溪面波光粼粼，清风徐徐，不愧是闲时纳凉的好去处。“纳凉处”系清代南安武进士傅奏启所题。在数百年的岁月里，随着水位上升，原本可容纳数十人的纳凉石洞已被溪水淹没，只余这方石刻无声地见证沧桑岁月。透过这块巨石，吴桂生的勤奋求学之路，逐渐浮出水面。
吴桂生家世代务农，因连年灾荒，幼年随父移居泉州郡城金鱼巷谋生。因为家贫，吴桂生即便能进入私塾读书，但也是时读时停。15岁那年，父亲的骤然去世，让这位少年的求学之路被迫结束。
第二年，吴桂生到胭脂巷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因酷爱读书，他在一次挑灯夜读时遭主人责骂，只好愤而归家，靠母亲为人缝补洗衣维持生计。两年后，他在一个私塾当老师，以勤工俭学方式谋生。
或许是命运的眷顾，南安溪口进士傅国英十分赏识他的才华，自荐为师，授以经书，自此吴桂生学问大进。吴桂生25岁为官学诸生，34岁中举。过了两年，一举考中进士。
吴桂生考中进士，至今说来依然充满传奇色彩。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于庚子之变，北京贡院受到八国联军破坏尚未修复，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试改在河南开封贡院举行。吴桂生与泉州举人林骚、林翀鹤、陈砥修4人结伴同行，由海路走上海，改江船上武昌，再搭新建成的京汉铁路至开封。
好不容易抵达开封，在一所简陋客栈落脚时，小偷竟从土墙上挖洞进屋，将财物洗劫一空。四人跑到当地县衙报案，知县查明是赴试的福建举人被盗，不敢张扬出去，担心因会试期间防卫保安不力，丢了乌纱帽。知县一面派衙役查捕盗贼，一面折合纹银先予赔偿。因为要赶考，吴桂生一行也不再追究。
会试后，吴桂生与林翀鹤兄弟感觉发挥不理想，自以为考不中，而且距放榜之日还有1个月。为节省费用，他们只得提前踏上回乡之路。吴桂生回到泉州后才知道，他与林氏兄弟三人均考中，但因路途遥远，来不及参加殿试，因此就成为未参加殿试的进士。
清末泉州最后一批进士，成为吴桂生特有的光环。沿着鲤城区金鱼巷，一路往西，穿过窄窄的巷道，一座门牌号为“84号”的古大厝，就是吴桂生故居。从墙砖的斑驳和大门的古旧模样可以看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修葺了。
历经百年风雨、世事变迁，吴宅大门紧闭，整片故居已无当年的雕梁画栋。穿行在故宅里的窄巷天井，寻访湮没其间的逸闻轶事，令人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
辞官兴学
回到泉州后，吴桂生受聘为清源书院山长。清末新政期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泉州也兴起办新式学堂的热潮，新式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光绪卅一年（公元1905年），吴桂生与蔡思煦、陈家楣等人，联合发起倡议创办泉州公立中学堂，并被推举为监督，成为泉州创办新式教学的先驱之一。4年后，他被钦点为“内阁中书”。吴桂生在京任职不久后目睹朝政腐败，慨然辞官归里，继续从事教育。
面对列强入侵，吴桂生骨子里是不满朝廷的。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他与好友南渡菲律宾游览考察，因撰联文和演说语讽朝廷，文辞激烈，被清驻菲领事勒令回国。到厦门后又见帝国主义铁舰横行，洋人趾高气扬，甚为愤慨。
强国必须强教育。1911年，他在泉州创办泉中中学。是年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泉州随即光复，清统治结束。彼时泉州一时军政无主，社会动荡，地方人士自动组织保安会，推吴桂生为会长，负责维护治安，以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在担任会长期间，吴桂生始终心系民众。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南安溪美盐局闹事，当局派兵剿办，吴桂生与蔡省斋积极从中调解，使事态平息，居民少受祸害。
他为南安教育事业贡献同样不菲。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南安县知事马振理倡办“南安中学”，校址就在原丰州书院，这是南安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吴桂生被委任南安中学校长，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清末举人、贡生，学生遍及晋南五县，为南安中等教育首开了先河。这一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吴桂生亲率南安中学师生集会声讨，并联合泉州各界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活动。
颇有声望的吴桂生，此后还担任泉州嘉福职业学校校长、泉州昭昧国学校长、泉州中学董事长，以及泉州公立学堂、培元学校、福建省立泉州中学等校国文教员，为社会培养大批人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8岁的吴桂生在病危之际留下遗言：“我能活着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吴桂生故居左右墙上，“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依然清晰可见。尽管岁月流逝，这位南安诗人的爱国爱民情怀却日久弥坚。
（图片由本报记者黄奕群拍摄，感谢王赞成先生对本次采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