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庄晓丽通讯员林颖

    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彼时，旅居在东南亚各国的海外华侨虽然身居异域，但心怀祖国，纷纷建立抗日救亡的各种团体，筹募大批捐款和物品寄回国内支援前线，主动请缨回国参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其中，以“南侨总会”最负盛名。

    1938年10月，陈嘉庚领导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其中，李光前、侯西反、周献瑞、黄奕欢、潘受等为代表的南安籍华侨成为赈灾总会的中坚力量，在协助各区成立分会和联络站等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东南亚华侨界的每一个角落，泉州籍华侨以“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为行动口号，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

    1931年11月26日，菲律宾163个华侨团体（包括91个救国会）的代表共3000人在马尼拉举行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以武力收复失地，并达成加强宣传日军侵华真相、抵制日货、筹募捐款、航空救国等一系列决议。会后，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推举南安侨胞曾廷泉为主席。

    宋庆龄等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成立后，经南安侨胞高剑峰、郑显玉等人筹备，于1936年初在马尼拉成立分会，各界华侨参加者达数百人。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到了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海外侨胞的募捐面更广，款项和物品更多。为统一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召开，成为东南亚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

    大会之后，各代表回到原侨居地，先后建立68个筹赈分会。当时，在总会和分会担任重要职务的南安侨胞比比皆是。新加坡的侯西反、周献瑞、李光前、黄奕欢，马来西亚的李天赐等人成为筹赈总会中坚分子。周献瑞当时任南安会馆主席，带头捐巨款，李光前一次认捐达10万元，其他华侨纷纷响应。侯西反、黄奕欢积极到处开展宣传联络工作，侯西反因此被新加坡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仍致力于抗日救国事业。

    南安籍华侨在各侨居地号召广大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力，增筹款项，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当时，为了筹集更多款项支持祖国抗战，在缅甸的闽籍华侨将南安会馆等全都变卖以购公债。

    至此，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各地华侨向国内汇款平均每月达2500万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仅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数就有4亿元左右，相当于当时抗战经费的三分之一。

    南安华侨奔赴赈灾前线

    除了主动带头捐献物资，南安华侨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做演讲、办报纸，呼吁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加入抗日救国运动中。

    抗战爆发后，对于远在海外的华侨来说，国内抗战信息的相对匮乏令人十分焦虑。为此，以李光前为代表的不少华侨就通过办报来打造宣传阵地。

    《南洋商报》是1923年9月6日由陈嘉庚创办的，为新加坡第一份商业性华文报纸。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陈嘉庚生意陷入困境，1932年《南洋商报》分离出来，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和他弟弟李玉荣等担任公司董事。此后，李光前陆续增加投资，将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了及时报道来自祖国抗战前线的消息，李光前指示《南洋商报》派出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为更快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日，《南洋商报》立即在国内各地聘请特约记者，以求最快、最翔实地报道整个抗战前线的情况。在李光前等人的努力下，《南洋商报》成为东南亚华侨最重要的抗日宣传阵地。

    作为新加坡筹赈会委员，在南侨筹赈总会领导下，黄奕欢、侯西反积极到全岛各角落进行演讲，协助各区成立筹赈会分会与联络站。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出去做宣传组织工作，经常一个晚上跑三四个地方，发表几个小时演讲，协助主办各种文娱表演。有一回，在黄奕欢主持的一项义卖会中，台面有个花篮叫了价，他买下后又献了出去，再让其他人竞投，一来二次反复累计越来越多，一直到25万元，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后来在同样的义演中，更是有一次达到了30万元。

    被新加坡视为“国宝”的潘受，抗战期间，义务担任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为赈济苦难同胞奔走服务。当时为了向广大侨胞广泛募捐支持抗日战争，南洋华侨师生组织上街卖花，潘受深有所感，写下《卖花词》，一时传唱南洋各地，成为抗战时期一段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