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庄晓丽通讯员林颖文/图

    黄子英，1919年出生，金淘南丰村人。1938年，他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从“抗大”第二分校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第一分区，开始了军旅生涯。1947年，他在辽宁省兴城县杨家杖子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至今，他的遗像和遗物还存放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身在南洋心系祖国积极参加海外救国运动

    1919年5月27日，黄子英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早年丧父，在姑父的资助下，于1926年进入南丰小学读书，1931年考入金淘中学。学生时代的黄子英，对外国侵略者的行径和旧中国的落后与软弱深恶痛绝。1934年6月，他迫于生计辍学。不久，黄子英由姑父带到菲律宾怡朗打工谋生。

    黄子英身在南洋，心系祖国。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向同伴讲述家乡的风情习俗，讲述农村农民生计的窘迫和地主恶霸土匪的暴虐，让这些华侨出身的人了解许多祖国和家乡的情况。此外，他常年订阅《华侨商报》《救国时报》《前驱报》等进步中文侨报，不但了解了菲律宾社会的现状，也时刻关注祖国的时局变化。

    1935年，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日军大规模侵略华北，国民政府接连与日本订立卖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中国共产党于当年8月发表了《八一宣言》；11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

    黄子英从报纸杂志上了解了这一切，他逐渐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中国抗日救亡的重任。这一时期，许多爱国华侨在菲律宾积极展开抗日救国活动。黄子英也参加了当地华侨劳动群众的团体组织——“海萍社”，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1936年6月，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改名为“抗日救亡会”）成立，黄子英加入该会。黄子英在救亡会中，不但能阅读到许多重要的材料和文件，而且结识了该会的领导人和会员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耳濡目染，思想更加成熟，投身抗日救亡的意志也更加坚定了。在日常活动中，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从华侨切身利益出发阐述海外华侨为什么要支援祖国抗日救亡的道理，使侨界中倾向救亡会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菲律宾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黄子英与救亡会会员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募集捐款、抵制日货，为支援祖国抗战不遗余力地工作。当年年底，菲律宾怡朗华侨抗日救亡会组织第一批人员回国参加抗战。这批人员在抗战前线遭日军轰炸，抗日救亡会发起人之一的张幼庭（即张栋梁）不幸牺牲。消息传来，黄子英十分悲痛。在追悼会上，他敬献了挽联，并提出尽快让他回国参战的请求。

    不辞千里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38年，抗日救亡会组织第二批人员共7人回国，黄子英如愿以偿。临行时，他们发表《告别侨胞书》，震动了当地侨界。侨胞们将他们7个人称为“七激烈”和“新七君子”，表达了对黄子英等7位年轻人的敬意。

    1938年年底，黄子英一行人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5000里，终于实现了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愿望。随后，他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短短两个月时间，黄子英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书籍，增强了抗战必胜、革命必胜的信心。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北公学，成立抗日军政大学。黄子英被编入“抗大”第二分校，随后随校东渡黄河，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1939年，黄子英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第一分区，开始了军旅生涯。在晋察冀，黄子英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及历次反“扫荡”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子英随部队开赴东北，参加了开辟东北解放区的斗争。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波澜壮阔的东北战场秋季攻势，向辽西进军。地处辽西的杨家杖子是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黄子英所在的24师l营到达附近地区，奉命执行警戒和援助作战任务。在率部前进途中，黄子英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射中，终因流血过多，献出了28岁的年轻生命。

    1947年，作为我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优秀的华侨代表，黄子英被东北烈士纪念馆列为首批参展的232位烈士之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为黄子英题写悼词：“为保卫民族而抗战精神不死，为打倒独裁而牺牲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