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苏明明李想通讯员林颖文/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无罪，救国光荣。日寇可以摧残华侨的肉体，毁灭侨胞的财产，但丝毫也不能征服华侨的爱国忠心。”这是黄怡瓶在被捕获释、家业倾毁时的慷慨陈词。

    在海外支援祖国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回乡兴办教育，黄怡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他的爱国忠心。

    曾因支援祖国抗日被捕

    1887年，黄怡瓶出生于南安丰州顶堡村，这里的地势较低，加上防洪措施比较薄弱，百姓要在这片土地生存并不容易。黄怡瓶出生时正是晚清时期，当时的社会军阀混乱，兵匪横行，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在黄怡瓶童年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与母亲、弟妹相依为命。由于家境贫困，黄怡瓶不得不离开学堂，四处谋生，帮助养活全家。

    黄怡瓶于弱冠之时，南渡印尼谋生。一开始，他在泗水、玛琅等地当杂役，工作之余，还坚持学习印尼话，力求进取。稍有积蓄后，黄怡瓶就自营“小巴杀”（即卖菜摊），自立创业。通过20多年辛劳经营，至上世纪40年代初，黄怡瓶先后创办建丰油厂、建隆米厂、建南皮革厂，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实业家。

    黄怡瓶旅居印尼半个世纪，一向同情当地人民的苦难，积极协助开发荒原，繁荣地方建设，怜贫惜老，友好相处，深得当地“土著”和侨胞的敬重。抗日战争爆发，黄怡瓶积极参加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组织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工作。担任印尼玛琅分会主席，与陈嘉庚保持密切联系，大量募捐款项及医药物资支援祖国抗日。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印尼，黄怡瓶以“抗日罪”被捕入狱，所经营的工厂被接管，人员被解散，家业倾毁。日本投降后获释，亲戚及朋友交相慰问。黄怡瓶慷慨陈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无罪，救国光荣。日寇可以摧残华侨的肉体，毁灭侨胞的财产，但丝毫也不能征服华侨的爱国忠心。”之后，他又继续经营发展粮油厂及皮革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怡瓶欢庆祖国的新生，更加热爱祖国。1955年秋，黄怡瓶受邀回国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尤扬祖的热情接待。回到故乡顶堡村，黄怡瓶看到地方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心情极为欢畅。

    回乡兴办教育培养人才

    1955年的这次回国，黄怡瓶内心非常激动，回到家后更是向妻子吴宣化讲起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感，最后说道：“祖国各方面建设才刚刚起步，我决定回乡再建一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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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黄怡瓶童年失学，深为文盲所苦，尤其目睹殖民主义者鱼肉当地人民、祖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状，体会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繁荣富强，就要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水平，他从中年开始就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黄怡瓶初次回国省亲，就热心捐助丰州“中南”小学和“燕桂”小学经费。上世纪30年代第二次回国，黄怡瓶在家乡顶堡村独资创办明志小学，负责全部经费。

    黄怡瓶把再建一所中学的想法告诉有关部门，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为让学校建设更符合规划蓝图，他不顾山高路滑，亲自勘察地形，“这是泽被子孙的大事，马虎不得”。陪伴一旁的吴宣化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办校是好事，可是你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比从前，还是让家里人帮你去办吧”。黄怡瓶笑了笑说：“其他人有其他人的事，我自己办，安心。”经过多方考量，最后黄怡瓶亲自选定丰州狮子山东南麓坡地为校址，定校名为“福建私立南安华侨中学”。

    1956年春，黄怡瓶返回印尼发动海外侨胞协力办学，并全权委托朋友吕敦村召集建校人才，做好基建准备工作。同时汇来捐款，使建校工作顺利进行。1956年夏天，工程破土动工，南安华侨中学就此诞生。

    1957年，由于长年奔波劳累，黄怡瓶不幸患上重病。弥留之际，他谆谆告诫家人：“一定要勉继遗志，全部完成华侨中学基建规划。”生命最后一刻，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家乡的学校。黄怡瓶过世后，吴宣化亲自率领子孙继续支持华侨中学各方面建设，并在校内捐建两座建筑——“怡瓶楼”和“育青礼堂”，完成先生心愿，并将二儿子黄和赞留在老家，负责小学和中学的日常运行。

    如今，华侨中学这座由众多爱国华侨共同协力创建的学校，已成长为福建省一级达标校，为祖国繁荣建设培育了无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