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添丁

爱默生说，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纵观人类历史行走轨迹，我们能够发现，文化折射出一代又一代人对于真善美的热切向往和追求，文化大师们不仅擅长用理论思维，创造和丰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感知；而且善于用他们独特的文化实践，验证和呼应对未来人生的深情叩问。

人类发展进化历史，离不开文化点缀，无论历史几度更迭，无论思想如何变化，文化和文化人都是人类社会群体特别值得珍视和呵护的存在，他们就这样渗进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人类社会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留下了文化的深刻印记，无不沾染了文化人的浓厚气息。人类走到二十一世纪，比起过往任何文化动荡，以及文化人的飘零，我们还能够端坐于安静舒适书房，能够徜徉于别样秀美景致，自觉从容独享人生之从容境界，就这点来说，我们也确确实实比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师们幸运多了，幸福多了。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呢？雨果这样理解：“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岳南的《南渡北归》，作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全书集中描绘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南渡北归》堪称文化历史书写大手笔，整部作品涉及人物几乎囊括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林徽因、叶企孙等。从《南渡》到《北归》，最后到《离别》，岳南着重将笔墨放在对知识分子群体性命运的多元描述和反复追问上，尤其是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都进行创造性全景式解读，为我们客观展示了知识分子荡气回肠的生命和生存、人生和人性、文心和文化的恢宏史诗般画卷。

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从《南渡北归》走出来的那些文化大师们，他们的高贵之处在于牢牢坚守住灵魂的圣洁，恪守住心灵的独立，信守住文化的初衷，于是任由外界发生多大改变，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学术的高耸坐标，一颗爱国的美好心灵，一座自由的璀璨灯塔，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切，他们可以做到无惧风雨，无问西东，只顾向前，传承美好，这种文化美好的终极性指向，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大师们用他们那看似柔弱的双肩，从容自信跨过千山和万水，扛起延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这是无私而无畏的伟大民族文化情怀，我们从这些文化大师们身上看到他们对于文化的执着守护，对于精神的倍加呵护，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满满都是无限的文化感动和心灵触动。

历史慷慨馈赠我们的，不只是掩卷后的沉思，也不只是咀嚼后的厚重，更多的还是过滤后的惊喜和回味后的余甘。《南渡北归》在为我们尽可能翔实地展现文化大师多样命运起伏的同时，也无意中提出一个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可能遭遇到的课题：在社会充满剧烈变革的大环境下，文化大师又该如何去面对和适应？文化本身又如何在复杂多变氛围中蜕变生长？《南渡北归》还只是为我们任意截取某个时间和空间点的文化大师的命运与学术抉择，但是却带有普遍意义上的积极意义。大师们不仅在动荡不安之中锤炼了坚强心智，更在飘浮不定之中锻炼了顽强精神，同时也在思索行进之中磨炼了健康躯体，最终使得每个人的有形躯体和无形精神，都自然而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和民族的维度。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是那个时代成就了这些大师们，这些大师们反过来也照亮了那个时代，时代与大师之所以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根本源泉动力就是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聆听历史回声，我们终于明白了，其实“南渡”和“北归”之间，表面看只是空间的变化转换，实际上是成功演绎了一次生动的文化大迁移，让不同文化大师、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认识、不同流派观念，统统汇聚起来并互相呼应、渗入、冲撞、博弈和融合，此消彼长，相得益彰，文化的可爱可敬和文化人的丰富丰满，得以重新构建和完善，顺利完成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洗礼和大师新生。这样的文化和大师迁徙，也是足可以骄傲载入现代文化史册之中。